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前夕，「文娱春秋」用国内外的6个主流AI大模型，对核心奖项结果进行了预测，结果如图——
所有的预测中，影帝候选人易烊千玺最稳，6票得了5票，八成以上的胜率。
11月15日晚上，颁奖结果公布，如同预测一样，易烊千玺在人类和AI之间，获得了一致的胜利。
在AI的逻辑里，这可能是一道简单的逻辑选择题：高难度角色+高票房+高口碑=获奖。
但在人的世界里，这事儿复杂得多——“人情”想必占据一部分因素——毕竟，这是他第四次获得金鸡奖提名，再不得，别说粉丝，路人都不答应了。
但无论如何，易烊千玺创造了金鸡奖的多项纪录。比如，他是第一个00后金鸡影帝得主，也是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影帝获得者（不满25岁）。之前保持最小年龄得奖者纪录的是刘烨，在2004年凭借《美人草》获得该奖，当年他26岁。
和刘烨出身于电影世家不同，易烊千玺作为一个常常被评价为“去个性化”的偶像工业体系所打造的“产品”，既非这个体系的“反叛者”，又是长期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，是如何成为00后这一代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演员？
或许，需要从他的过往，抽丝剥茧。
-作为项目存在的童年-
在一次采访中，易烊千玺回忆，他母亲的人生和多数中国底层一样——因为贫穷而高中辍学，南下深圳打工。她目睹了同事们孩子成为“留守儿童”的悲剧，并发誓自己未来要全程参与孩子的成长。
除此之外，她还有另一个执念：她的孩子绝不能过她那样的平庸人生，必须“与众不同”。
当然，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式父母的期许。
这些执念，成了易烊千玺童年的全部。
从2岁起，他被母亲从湖南老家带到北京昌平回龙观，一个远离市中心的郊区。5岁，他的“训练”开始了。
这份课程表，足以让任何一个纽约上东区的“虎妈”感到汗颜：中国舞、民族舞、现代舞、拉丁舞、街舞、魔术、葫芦丝、手风琴、声乐、架子鼓、书法、变脸。
这不是在培养兴趣……而是在进行高强度的技能测试，寻找那条“与众不同”的赛道。
在一本TFBOYS组合自述《2023非虚构成长》中，易烊千玺回顾了这段“失去周六、周日开始的可能性”。
“我5岁开始学舞蹈，”他写道，“一开始是被爸妈拉着去。”
他很快展现了舞蹈上的天赋，老师夸他学得快。于是，舞蹈成了主攻方向。
他的人生被压缩在一条公交线路上。每周二、三、四，他中午放学后请假，坐两小时公交进城。周六日早上6点起床，先在昌平少年宫上课，下课后，母亲拉着他，飞速打包一碗沙县拌粉，拼命跑向919路公交站。
晚上10点或11点下课。他们坐地铁去往德胜门，再转345路回昌平，最后倒13路回家。在最后一班公交车上，整个城市都已沉睡，这对母子是雷打不动的乘客。
往往在这个时候，母亲会拿出一块菜板——那是公交车上写作业的课桌。
“她（母亲）觉得这很辛苦，”易烊千玺回忆，“但对我而言，更多的感受是习惯。”
“习惯”——这是易烊千玺用来描述他童年的词。不是“快乐”，也不是“痛苦”，而是“习惯”。他习惯了去尝试、去比赛、去完成任务。
毫无疑问，他的童年人生，基本就是一个“项目”——而他母亲是项目经理。
她亲自绘制硬笔书法的练字格，一印就是一沓，堆起来到易烊千玺的腰那么高。她甚至自己报名了拉丁舞课，学会了所有基本动作，只为回家后能继续指导儿子。
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高压童年，塑造了一种特定的人格——他不是为自己学，他是为一个“目标”而学。这种目标感，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地理解了“工作”的含义。
13岁时，他被一家名为“时代峰峻”的娱乐公司选中，加入TFBOYS组合。
有媒体问，“这算活动还是算演艺？”
易烊千玺想了想，用了一个词——“工作”。
-寻找一个缝隙-
一个被如此高强度“管控”的孩子，是如何保留住“自我”的？
答案是：他没有。
他只是在原本设定好的程序“缝隙”里，发会儿呆、出会儿神。
他唯一的“反抗”，是“磨蹭”。
他母亲后来提起儿子的磨蹭仍很生气，比如，吃一个饼，他能从上车吃到下车，吃两个小时。助理也曾抱怨，每次该出发了，去敲他房门，半天没动静。
“有时候我在做自己的事情，”易烊千玺后来解释，“就不想出去，不喜欢别人一直叫我。”
在那些紧绷的行程和无尽的课程之间，他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“缝隙”。他会把自己关在卧室里，拉紧窗帘，房门反锁。
他在干什么？他喜欢玩纸人。
他曾经叠过很多十几厘米长的纸人，分成两个部落，给每个纸人设定技能，有的有翅膀，有的骑着老虎。
作业写着写着，他就走神了，开始拿起纸人，导演一场大战。
这个细节，其实挺能说明他的心理状态。在现实世界里“被选择”、完全无法掌控自己人生的孩子，在反锁的房间里，创造了一个他可以完全掌控的世界。
这种“神游”的能力，成了他日后应对巨大名利场的“金钟罩”。
他有个助理叫胖虎，一个30岁的成年人，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他的“老板”。胖虎刚开始接送他时，想打破尴尬，问他累不累，他回答“还好”。然后，over。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在胖虎的记忆里，就每天看到一个小孩拉开车后座，接着就是一路沉默。
胖虎会给他买麦当劳或者驴肉火烧，递到后座，两人还是不说话。
几个月的相对无言，易烊千玺“丝毫不觉得尴尬，反而觉得挺舒服”。他不需要用言语来填充安静。
这种极端的内向和对“缝隙”的渴求，使他天然地与“偶像”这个职业产生了排异反应。偶像是需要“给予”的，需要不断地输出笑容、活力和“人设”。
而易烊千玺，只想“待着”。
“我不是一个表演欲特别强的人，”他说，“不太会把自己放到中心。”
“小时候，爸妈偶尔也会带我去拍广告，每次身边围的人一多，就感觉挺压抑。“
他最终的解决方案，不是反抗，而是“坚持不笑”——“拍摄的时候，他们为了效果会劝我多笑。其实我心里不是多么想笑，但我还是会按照要求做。尝试过之后，觉得很累。”他说。
大家习惯后，也没再逼他。
那张高级、疏离、写满故事的“电影脸”，就这样被“磨”出来了。
-成为大材-
2018年，易烊千玺17岁。他被导演曹盾选中，出演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。
曹盾看中的，不是他背后的流量，而是他身上那种“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成熟感”。
“他有成为一个大材的可能性，”曹盾说，“这其中包含专业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”。
“大材”，木材的“材”。
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。易烊千玺的人生系统（他母亲、公司）一直把他当作“人才”培养，而曹盾看到了他作为“材料”的潜质。
“材料”是需要被“雕刻”的。
巧合的是，易烊千玺在那段时间，真的迷上了“雕刻”。
他在采访中说，他看到一个捏泥的视频，“很小，刚捏好眼窝，然后鼻子慢慢竖起来”，他很喜欢，决定找老师学泥塑。
很快，他就被迷住了。这是他从小开始学习各种特长以来，第一个是自己想要投入进去的。
为什么？
“就是你想表达什么，你可以通过这个你自己捏出来。”说这句话的，其实还是那个在卧室里玩纸人的孩子，他找到了另一个“缝隙”。
他的雕塑老师任哲，给了他一把钥匙。任哲说，做艺术其实是在和物对话，“物就是你自己。”在这个过程中，“就可以反观自己，找到自己，想清楚我是谁。”
“找到自己”——这个对他人的“青春期考题”，对他来说，是一个关乎“存在”的命题。
他开始把这种“雕塑”的方法论，用在表演上。
拍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时，剧组给他配了表演老师。刚开始，他对老师有些依赖。
但拍到一半，他认为，自己不再需要表演老师了。
“你自己看剧本，（知道）该去怎么做，很自然的直觉吧，”他说。
这是“项目”的第一次“失控”。那个“被选择”的易烊千玺，开始“自主选择”了——这标志着他不再是被母亲、被公司塑造的“产品”。
-编制-
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之后，易烊千玺进入了一条影视快车道。
《少年的你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《长津湖》《奇迹·笨小孩》《满江红》……他合作了中国几乎所有的一线导演。他的个人累计票房，在2023年就突破了200亿人民币。
他成了一个安全、稳妥、高票房的“优质资产”，成了母亲梦想中那个“与众不同的人”——以一种她可能从未想象过的、登峰造极的方式。
但一个很讽刺的点在于：他的艺术突破，恰恰是在“体制”内完成的。
《长津湖》和《满江红》，这些让他演员地位得以巩固的作品，并非边缘的独立电影，而是中国当下最主流的“新主旋律”大片。
他始终没有“逃离”系统，并成为了系统的一部分。
2022年的夏天，则以一种近乎万夫所指的方式，证明了他与系统之间，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脐带。
那年7月，中国国家话剧院公示了拟聘人员名单，易烊千玺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在中国，这不只是一份工作。它代表着一种被称为“编制”的东西——一个进入国家体制、获得“铁饭碗”的身份。这是很多普通人希望的那种凌驾于财富之上，关于“安全感”和“合法性”的追求。
一个已经站在名利金字塔尖、年收入数以亿计的超级明星，为什么还需要这个“编制”？
这正是他童年时期作为“项目”而存在的延伸，更是他内心里希望融入系统的明证。它可能来自他母亲的执念，也可能来自他自己——那个5岁起就被教导要“与众不同”的孩子，内心深处依然需要一个来自“最终权威”的盖章认证。
他要的不仅是市场的成功，他还要体制认可。
但这一次，他撞上了冰山——公众的愤怒被点燃了。人们质疑他是否和普通人一样，参加了严格的笔试和面试。这种愤怒，迅速演变成一场关于社会公平的激烈辩论，并催生了一个年度热词：“小镇做题家”。
“小镇做题家”——指的是那些出身平凡、在小城镇长大、依靠在高考和各类体制内考试中“刷题”而拼尽全力，试图改变命运的年轻人。
在他们看来，易烊千玺（以及其他几位明星）的行为，是精英阶层对普通人上升通道的“降维打击”——这是一个毁灭性的讽刺。
易烊千玺在银幕上通过扮演“小北”“景浩”“韦一航”——那些出身底层、在泥泞中挣扎的“小镇做题家”们——而获得巨大声望的演员，在现实中，被他所扮演的那个群体，视为“特权”的化身。
这场风暴，以易烊千玺发表声明、宣布“放弃入职国家话剧院”而告终。
当然，如今回望，这件事的意义远超一次公关危机。它是一个象征，证明了他彼时依然没有真正“走出来”。童年时期被当成“项目”的底层代码——追求安稳、追求认可、追求“与众不同”的“体制内”身份——仍然在运行。
他试图同时抓住两个世界：商业上的成功，和体制内的安全。
-雕塑-
2022年的考编风暴，像一场迟来的“成人礼”。
它似乎迫使易烊千玺做出了一个“选择”——当“体制内”这条象征着终极安全的退路被舆论切断时，他只剩下了一条路：作为“演员”的艺术道路。
在拍完《满江红》后，他做了一件事：停了下来。
在央视节目《面对面》采访中，他坦陈有将近一整年的时间，没有接新角色。
主持人问，“没有剧本找你吗？”
“有角色，”他回答，“但是没有让你特别兴奋的角色，或者说当下你觉得非我不可的角色”。
他开始对“惯性”感到厌倦了：“不想说还处在一个惯性里，想玩点好玩的。”
他要的，是“变形”，一个让他认为很刺激的事儿。
然后，他等来了《小小的我》，演一个名叫刘春和的脑瘫少年。
这是一个演员能遇到的最具风险且也可能得高分的考题之一，因为，演绎特殊群体，既是演技派彰显个人风采的舞台，又是“不知天高地厚”的陷阱——演得“像”，是一种侮辱；演得“不像”，是一种失败。
他再次，启用了他的“雕塑法”。他设定了一个封闭准备期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寻找状态。他发现不行，无法在“真空”中捏造一个生命。
于是，他“出关”，和主创一起，近距离探访了几位患者家庭，捕捉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。
电影开机了，他发现，还是不行，“即使前期准备再多，自己与患者的‘日常感’之间，始终存在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。”
他不断地看回放，不断地自我“修正”——把自己“雕”进了某个状态，“其实每一个剧组每一次拍戏的工作都是在塑造一个角色，都是在雕刻。”
从2018年的“捏泥巴”，到2025年的“雕刻”。别人演戏是往外掏，他演戏是往里“捏”。
有人问他，“你最好的朋友是谁？”
“是自己，”他回答。
花了24年，从一个被安排的“项目”，易烊千玺变成了一尊可以自主创作的“雕塑”。
而他最成功的作品，就是自己。
撰稿｜筱熙
策划｜文娱春秋编辑部
